北京理工大学韩秀桃教授:中国律师要走上自己的道,走出自己的路
身处于变革的时代,世界在不断变化,时代在不断进步,我们自身也在不断发展。变革的浪潮正深刻地交织着行业的生态格局。在新时代的背景下,法律服务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。如何驾驭变革、应对挑战,已成为每个法律人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。

各位同仁:
早上好!感谢律新社组织了这样一场春天的约会,让全国各地的律师同仁在春节长假过后,欢聚上海,擎画2025。今天是正月二十五,所以先给各位拜个年。
有人说,今年春节是近十多年来最为热闹的假期;不是一般的热闹,是那种特别提振信心的热闹。主要是因为DeepSeek的横空出世和《哪吒2》火爆出圈,前者代表着硬核科技,后者代表着底蕴文化。科技与人文的双重叠加,预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向、新趋势,凸显了中国当下综合国力、国际地位及其全球影响力。
礼崩乐坏的世界与万象更新的时代
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在参加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后,写了一篇随笔,他用了“礼崩乐坏”这四个字来形容当今的世界。我觉得非常形象。当今世界正处于类似从西周到东周的裂变期——规则被抛弃,礼仪被颠覆,新思想、新规则正在加速形成。
我在微信里与智合洪祖运交流这个观点,他回复我说,这也是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。我想,礼崩乐坏的世界,万象更新的时代,这是当今世界、当今时代的恰当表达。当下世界正处于一个“礼崩乐坏”的阶段,同时也是一个“万象更新”的时代。新旧更迭,否定之否定,这就是历史的进步、时代的发展。新的时代正以光速到来,必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期待。
回顾人类历史,技术的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。颠覆性技术,必然带来社会整体上的颠覆性变革。去年8月20日发布的《黑神话:悟空》全球90亿元销售额,还有今年春晚上跳东北大秧歌的宇树机器人,都与《哪吒2》一样,不仅是技术的突破,也代表了文化的创新。哪吒和悟空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,在新的硬核技术加持下,取得了颠覆性成就。某种程度上说,这就代表了社会整体转型与时代整体进步。因此,“礼崩乐坏”带来了机遇,而“万象更新”则给予了我们期待。2025年,我们有理由保持适度乐观,从这些变化中寻找新的起点。
当下,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趋势。现代化是一场社会发展运动,是一个实践化的概念。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用中国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,这是最大政治。这一趋势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等各个领域,包括在座的法律从业者以及从事法律相关业务的同仁们。如何将这一概念从政治层面落实到具体的政策、具体的制度中,在“大概念”中找到我们自己的“小题目”,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。我个人的体会是,要实现这一目标,关键在于科技与人文的结合。
我一直认为,法律服务是具有高度人格背景的知识、技能、经验。缺乏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,所谓的法律服务也将失去其根本价值。所以,我始终对单纯追求所谓的流量变现或市场化的模式持怀疑态度。我们应当关注自身的发展,在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,坚守初心,做到守正。
许多同仁也都感受到,律师行业正在走向一个可以凭借良好声誉获得经济收益的阶段。品牌红利和科技进步将为整个行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之初,个人的出身和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律所和律师的发展状况,这可以叫做“身份红利”阶段;1992年之后进入“牌照红利”阶段,2010年前后中国加入WTO,律师行业很快又进入“规模红利”阶段。现如今,更多的共识是律师业的“品牌红利”“管理红利”“技术红利”“运营红利”等正逐渐成为一家律所的核心竞争力。
行业发展新趋势与新专业主义
律师行业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业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国家出台的新政策保持高度的适应力,对新的发展形势有着清醒的认知。在新形势、新政策,特别是新技术带来的新变革之下,我们还在固守原有的模式,那无异于“刻舟求剑”“守株待兔”。从这个角度说,对于中国律师行业而言,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要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制度,是中国式现代律师制度。
2024年立春日那一天,我发了一篇文章,提出了我国律师业发展的九个趋势。从监管政策视角看,人民性的职业定位、强监管的治理策略、数字化的推进路线;从行业组织视角看,从专业到专业精度、从个体到组织粘性、从业务到文化塑造;从律所管理视角看,运营创造价值、人才带来品质、国内促进国际。经过这一年的实践,我认为这九个方面仍然持续存在着,也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和进步,但其基本价值观和判断仍然符合当前的形势,并将深刻影响着行业的未来走向。
面对这样的形势,我们应当如何行动呢?我觉得可以在四个方面用力。
首先是对趋势的判断与把握。我始终认为,对趋势的判断对于律所的发展和业务的拓展极为重要。趋势是事物发展的总体态势,是一个综合性判断体系。律师行业的发展速度极快,一旦错过时机,将难以追赶。无论是规模所,还是业务团队,都有一个顺势而为、因势而谋的问题。
其次要进行组织的迭代和精进。从管理学上讲,组织力是组织或团队实现目标过程中的协调、规划和执行能力,核心在于制度与文化。律所是典型的知识性组织,尤其需要组织治理,确保组织成员之间分工与写作,组织资源的整合与优化。我认为,律师行业在完成量的规模化之后,应当在组织粘性和组织治理方面下大力气。无论是大所还是小所,都需要提升组织力,以整体的姿态应对时代的变化,从业务到文化进行全方位的锻造。未来,那些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律所,其行业竞争力相应也会更好,这就是组织赋能、治理取胜,这就凸显打造律所组织化平台的重要性。
第三是品牌的塑造与维护。刚才,凤梅说品牌是一种价值表达。我始终讲,品牌是一种共同的情感记忆,这种记忆是与同行、同事和客户在具体事件中形成的。当然,情感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,不可能一见面就产生深厚的情感。情感需要长时间的相处,通过共同经历才能形成情感的联结。有人说,品牌建设可以被视为一种“精神恋爱”。既有浓烈咖啡的味道,也有平淡如白开水的时刻;有热情相拥,也有激烈冲突。律新社提出的“品牌四力”,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客观的标准。因此,我非常赞同持续投入品牌建设的做法,只有长期坚持,才能真正将品牌建设这种“精神恋爱”进行到底。
最后是风险管理。我始终认为,风险是法律人的逻辑起点。律师本身应当是风险的控制者,如果自身成为风险的源头,那将是灾难性的。“知止而后有得”!知止的核心是知其所止。在强监管的时代背景下,律师行业必须关注那些可能使我们归零的风险。不仅包括职业风险、业务风险,也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风险、健康风险。这样的情况在律师行业中屡见不鲜。适度的焦虑往往是前进的动力,而过度焦虑则会使我们陷入困境。因此,内心的知止与外在的风险管控尤为重要。
今天,我还想提一个概念——“新专业主义”。律师是专业人士,专业是我们的看家本领。专业领域是固定不变,但专业能力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,所谓“动静等观”就是这个道理。在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领域不断涌现的当下,专业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,各种专业交叉、行业融合的案件大量涌现,AI在基础法律知识梳理与分析上优势,所有这一切都在奋力推动律师专业化服务的能力提升与策略调整,促进从泛专业到精专业的演进。例如,两年前,人们还鲜少提及低空经济、城市更新、新质生产力、智能机器人。但如今,这些新兴业态突飞猛进,逐步引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。谁能够紧紧跟上,谁就能获得“万象更新”的发展机会。因此,从泛专业到精专业,是新专业主义的内在要求。
本土化转型与中国律师“三大体系”
中国律师制度从1979年恢复重建,很快将迎来50年。人生上讲“五十而知天命”,制度上讲五十年可以看做是一项制度基本成熟的开始。去年12月21日,我们在北京启动了“中国律师50年”项目,希望通过回顾过去50年的历程,为未来律师行业发展找到一条少走弯路的路径。
我认为,律师行业要顺应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趋势,走好中国式律师制度现代化的道路。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以来,得益于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和法治大背景,显示出强烈的实践驱动力,通过执业实践推动政策制定,再由政策带动理论发展。然而,这种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。我们的实践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,但政策和理论却相对滞后,缺乏创新,理论的穿透力、解释力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实践的需要。
我深感这种现状亟待改变。这就需要一个本土化转型的方向问题,需要构建一个执业实践、发展政策、理论话语的闭环体系。基于此,我发起了“中国律师50年”项目,旨在通过这一平台,组织凝聚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人才,共同探讨过去50年中国律师行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,共同思考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,如何实现中国律师制度的现代化,构建中国律师制度的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。正如王夫之先生所说的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,读书人应“以道自任”,将学术总结与理论阐述的责任和使命扛在肩上。
律新社连续三年举办品牌盛典,非常有意义,其最大意义是强化中国律师品牌意识,助推律师行业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。去年我参加了,今年我来了,明年我还会参与、支持。同时,我也邀请凤梅来参与“中国律师50年”项目研究,负责“中国律师品牌和文化”专题。我认为,品牌建设对于中国律师制度现代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。希望我们共同努力,与律新社携手,打造真正属于中国的律所品牌。
大家都记得哪吒经典台词: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。这是中国传统道家的基本教义,本意是说人的生命长短取决于自身,并非决定于天命。后来引申出,个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别人手中,更不是掌握在无形的神秘力量里,而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因此,中国律师要走上自己的道,走出自己的路。
祝福各位!谢谢!